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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需要的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9-08-22 14:55:00 编辑:笔名

郑永年:中国需要的是什么?

在庆祝中国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胡警告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永远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党政官员提出的严词的警告。

很少会有人否认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是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有了认识之后就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及其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性。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有执行得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

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

需要的是人民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

人民本来就是的核心,这一点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的政治较量中,终被所淘汰,这里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而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失去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到处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例如“人民共和国”、“人民”、“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

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那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是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所指出的四大“危险”。

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已经从成立之时只有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的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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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作为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具有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可以通过“城堡政治”“豁免”着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到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再如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的政治。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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